大学生说，“大二病”是早晨不想起床，不愿上课，对挂科无所谓，缺乏进取心，却又爱做“白日梦”……

大学老师说，大二是学生的迷惘期，各种无精打采，各种迷茫和拖延，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翘课、睡懒觉、不认真学习，对前途无望，干什么都不热心……

教育专家说，大学生进入二年级后，失去了对大学的新鲜感，体会到一年无所作为的苦恼，又还没感受到即将进入社会的压力，进而产生自我放纵……

善于旷课，热衷社团活动，打游戏或看美剧把颈椎累坏了，实习回来半天不脱西装……这些被调侃为“大二病”的症状，学术界称之为“二年级低落”，欧美国家的高校称之为“大二低潮”现象。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10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积极回答教师提问、课上质疑老师观点、课上有侧重地记笔记、课前作业完成情况等多项学习行为表现上，大二学生均显著低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在课外拓展性学习，如听讲座、海外学习、学术投稿、师生课外活动等项目中，大二学生的表现也弱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对学业和就读经验的满意度方面，大二学生的满意度低于大一和大三学生。

症状：学业陷入低谷 专业发展迷茫

过了春节，小王是在父母的“扭送”下不情不愿地返校的。从北京考到大连某重点高校的小王，大二上学期有4门功课挂了“红灯”，成绩单寄到家里，一家人连年都没有过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轮番和小王谈心，帮他分析原因。“不喜欢会计专业”，“有一段时间玩游戏来着”，“大连的冬天太冷了，经常感冒，不想去上课”……说来说去，小王索性提出要退学，重新高考，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后来勉强同意回去补考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适应，想着就发愁啊！”小王的母亲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

西北某高校的石老师认为，除了学业，大二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与班级同学、宿舍舍友相处不融洽；班级和宿舍出现“聚团”现象，尤其是女生，以宿舍、地域等为基础开始分化，“小团体主义”明显，“大二是学生出现各种问题的高发期。”石老师说。

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大二这一年属于“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生发展自此进入转折时期”。

较早关注到“大二病”的还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王红等四位教授，早在2010年11月，他们就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大二病”的报告，建议学校采取措施，更多关注大二学生。报告中提到，大二学生“对大学的新鲜感少了，失落感重了，缺课的多了，挂科的无所谓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大二的确是学生学业上的一个分水岭”，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胡乐乐的观察，到了大二，学习进入自主阶段，学生们的学业表现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学生学习目标很明确，有的学生则表现得不在状态，学习非常被动。

“不少学生学习动力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就是上课出勤率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胡乐乐举例说，上课提问时，很多学生都低下头逃避老师的目光，“有的学生即使被老师点到名，也是模糊应对，甚至直接说不知道。”而学业上的两极分化直接体现在考试成绩上，“成绩最差的不及格，最好的考了90多分。”

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二专业课任课教师告诉记者：“上学期期末考试，班上27个学生有4个不及格，如果我更严格一些，会有9个学生不及格，其中几个学生的成绩徘徊在及格线附近，最终被我‘放过’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党委书记景发认为，任课教师的反映，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的反馈，以及学生们的种种表现，都印证了“大二病”真实存在。

陈华北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担任辅导员，完整地带过一届学生。他认为，“大二病”具有一定普遍性，工作在第一线的辅导员对此是有共识和预知的。“辅导员普遍会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应对。”

“大二病”并非中国大学生独有。据中国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金帷老师介绍，美国杜克大学在2007—2010年间，连续4年对“大二低潮”现象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大二学生的社团参与度、人际关系处理、学习压力等一系列数据发现，与大一、大三年级学生相比，大二学生更容易感到苦闷、孤单。他们不知如何与教授沟通，不知如何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不知如何缓解自身压力，不知如何选专业。“这与国内大二学生遭遇的一些问题有相似之处。”金帷说。

病因：挂科打击自信 高校关注不足

某“985”高校学工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学习动力整体不高，近年来，大一、大二学生挂科率有上升趋势，学生中甚至流行“不挂科就不算真正上过大学”的说法。这位负责人举例说，2013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曾专门召集各学院领导开会，起因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大一学生“高等数学”的挂科率竟然高达30%。

“高等数学”是国内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如此糟糕的成绩显然说不过去。“是不是因为题目太难了？”面对学校领导的质疑，负责命题的几位教授表示：“试题出得已经够简单了，这么多学生不及格，只能说明他们压根儿没怎么学习！”

景发认为，大二学生在学业上出现两极分化，与大一时考试挂科有很大关系。他解释说，刚入学时，学生的学业水平比较接近，心态也都比较平稳，但大一结束时学业成绩会分出高下，有时差距还很大。成绩好的学生收获了奖学金，找到了自信，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能力是好的，甚至开始展望未来的考研、保研。成绩差的学生很容易在心理上遭受打击，“他们高中时也是尖子生，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学习不行了，尤其是考试挂科，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甚至开始意志消沉”。

陈华北表示，根据观察，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学习被动、目的不明确，具体表现是逃课增多，即便出勤也表现不积极，甚至在课堂上睡觉，而且他们发现挂科可以通过补考甚至重修进行弥补，学习心态因此变得更加松懈。“他们喜欢做的就是在宿舍上网、打游戏、睡懒觉等。”

尽管一直属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但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测控专业大三学生苗存绪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大二是自己相对低潮的一年。“大一时候的新鲜感已经过了，大三的紧迫感还没感受到。”

小苗告诉记者，大一时，高中积累的学习热情还没有消退，也想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大家普遍学习比较努力。到了大二，大多数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生活，不少人开始把精力用在参加社团活动、谈恋爱等方面。“拿我自己来说，大二时我在学院团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同时还在学校的校企合作社团任职，平时各种活动特别多，精力很分散，多少也影响了学习。”

景发认为，问题集中出现在大二而不是大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对大一新生工作更为重视。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学校每年都会成立大一学生工作组，除了给大一学生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还会给每个班级配备一名兼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业、生活、心理等进行全方位指导。

“但到了大二，工作组没有了，很多辅导员和班主任也以为学生已经度过了大一的适应阶段，工作力度有所减弱。”景发表示，即便看到一些学生到了大二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很多高校领导和教师也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大学应该包容各种类型的学生，尊重其个性，让学生比较自由地发展，“即便犯错误也不怕”。

“这种理念不能说不对，但却不符合国内高校的学情，因为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经过这方面的适应性训练。”景发表示，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规范。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经过积累，到大二时各种问题开始集中出现，由此产生了“大二病”。

不少大学生认为，“大二病”的出现，与高校辅导员在这一阶段对学生的关注较少有一定关系。大一新生得到各种关心和爱护，学校对他们的管理也较为严格，很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的辅导员工作热情高，热衷于组织各类活动，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但到了大二，学生大多适应了学校环境，辅导员的工作热情有所下降，组织的活动明显减少，与学生的交流不如大一时密切，对学生的管理也不如以前严格，学生容易感到不被学校和老师重视。

药方：一小半学生需要深度辅导

“根据我多年的学生工作经验，到了大二，一半以上的学生就不用学校和老师操心了。”景发认为，遭遇“大二病”的这一小半学生需要的是深度辅导，辅导员需要转变工作思路，“一对一的辅导形式才能真正帮学生解决个性化问题。”

陈华北认为，应该将挂科的同学筛选出来，综合考虑他们的平时表现，分析原因，及时纠正他们的生活学习方式。此外，学校应适当增加针对大二学生的讲座，以减少大二学生在专业发展上的迷茫。“大一时有为新生开设的各种适应大学生活的讲座，大三有关于考研和职业发展的讲座，针对大二学生，应该开设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的讲座。”他建议，高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可以重点针对大二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活动。

景发曾被公派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美国高校的学生工作机制。他指出，国内不少人认为美国高校对学生干预很少，几乎没有人在做学生管理工作。“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但也反映了美国高校学生工作的高明之处。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景发解释说，在美国的大学，学生如果没有遇到特别需要帮助的问题，很少与学生工作部门联系，但只要他们需要帮助，学生工作部门就会提供无微不至的辅导。反观国内高校，辅导老师主动去做学生工作，学生却未必配合。而美国的大学是“坐等学生上门”，“这种工作方式的基础是学生对学校的信任，以及成熟的学生工作机制。”

据金帷介绍，美国高校为学生提供帮助的主要策略是：加强师生互动，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更多更积极的学习投入；对大二学生的咨询服务主要关注其当前和未来的自我认知（帮助其完成专业和职业探索）；促进生生互动，鼓励学生建立学习型社团，并向学生提供学习支持、咨询服务。

“‘大二病’出现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学习动力下降，而根源在于高校缺少严格的淘汰机制。”胡乐乐表示，学生只要熬够4年，除非极少数情况，基本不存在被淘汰的可能，差不多都能毕业。他认为，这直接导致学生学业压力较小，学习动力不足。

“不只是大二，学生在本科4年的不同阶段都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认为，大学本科教育要给学生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深入指导，导师制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

据了解，作为国家试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实行两阶段的导师制。大一新生一入学，就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导师，生活导师的任务是帮助大一新生全面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要求。“导师与学生实行双向选择，一位导师在一个年级通常带两三个学生，为了保证辅导效果，每位导师指导学生的总数也有限制。”石中英介绍。

到了大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选择专业导师，专业导师既可以是大一选择的生活导师，也可以重新选择，以保障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得到高水平的指导。如此一来，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学生都可以得到导师一对一的指导。

针对有人提出的全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可能面临的困难，石中英表示，导师制是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目前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几十所高水平大学已得到推广，可行性和教育效果均得到实践证明。针对有的高校教师认为自己各方面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生指导工作，石中英认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不应找借口推脱这一基本责任。”

景发则认为，导师制是很好的探索，对“大二病”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迷信导师制，因为导师们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他认为，可以尝试多种方法，但“不能放弃高校现有的党、团组织以及辅导员队伍，这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基础”。

当然，在学业方面遇到困难或发现自己对专业缺少兴趣的学生，往往会萌生调换专业的念头，而大二正是这一需求出现的高峰期。但是，国内高校对学生调换专业在比例、条件等方面设置了诸多限制。石中英建议，本科教育应当给学生更多选择专业的机会，学生和专业、院系之间当然要双向选择，但不应限制比例。如果某专业学生流失严重，则说明该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条件、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学校应考虑对其进行评估甚至调整。“无论如何，让学生待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里学习是不合理的。”